从1951年11月至1958年6月，我在贾汪韩桥煤矿工作7年多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，度过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见证和参与了贾汪煤矿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化。时过境迁，不觉已有60多载，但想起当年在矿井工作、学习等往事，仍令人神往，让人怀念。
一、初进韩桥煤矿
新中国建立后，百废待兴，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各行各业都急需建设人才。作为江苏省的“煤都”，贾汪煤矿更是如此。1951年10月，徐州市人民政府决定从失业失学的青年中招收工作人员400多名。经政治审查后，先进行岗前培训，然后经考试录取，我非常有幸地成为其中一员。
被录取的学员暂住在市工人文化宫附近大马路旁的一所平房大院里。学员先整队去中山堂听取市领导的形势与任务报告。然后回驻地分组讨论、消化。结业后，学员分配到有关单位，贾汪煤矿属于大型企业，分配的人数较多，有80人，1951年11月20日，由贾汪煤矿派去参加办学的两名干部带至矿上，我被分配至韩桥井工作。我一生的前途和命运也因此改变。
当时，贾汪煤矿下属单位有夏桥井、韩桥井、土木工区、钻探队、机厂、工人学校和机关科室。我与郑玉明、张文敏、纵念彬、魏新风等9人分配到韩桥井，到达韩桥井后，受到井领导的热情欢迎，井长王明敖亲自接见了我们，并分配了工作。我与张文敏（后升任山东省兖州矿务局纪委书记）分配到采煤爱国三队作井下原始记录员。
随着煤炭生产的不断发展，1953年1月30日，夏、韩两井分别改成夏桥煤矿和韩桥煤矿。
二、担任采区原始记录员
1948年11月8日，贾汪地区获得解放。贾汪煤矿经过恢复整顿，主要是夏桥井出煤，韩桥井是解放后的新井，于1949年10月正式投产，当月产煤14125吨。
刚解放时的夏桥井、韩桥井还是沿袭解放前落后的采煤方法，工人手镐刨煤，木车推炭，资源回收率低，生产效率低，劳动强度大、各类事故多。到1952年4月，韩桥井回采普遍使用风镐和割煤机生产，使煤炭生产出现质的飞跃。当时，推行新的长壁式采煤法，一个采区每班配备一名原始记录员，我是其中之一，实行早中晚三班倒，工作面的工种有采煤工、支柱工、回柱工、运输机工、机械工、材料员、机电维护员、放炮员等。分工明确，既各负其责，又相互配合。
记录员上班后，要和班长一起与上一班班长交接验收，要在工作面及材料道、溜子道实地交接生产、安全情况。我要对全班出动人数，工作量（出煤量、使用材料数）条件变化（淋水、煤层中有无矸石）、安全情况等，一一填表，记录在案。
记录员上井后要及时将有关记录情况整理后，按照矿计酬办法做出工人计时、计件工资表，上报矿财务、工资、计划部门，据此核算审定，定时向工人发放工资。
三、学习写稿
我刚参加工作时，正处于抗美援朝，镇压反革命、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时期。那时煤矿工人积极性很高，劳动竞赛、增产节约活动热火朝天，广播、黑板报等宣传形式有声有色。在下班之后，我受工区党支部、车间工会、矿工会之约，帮助工区、小组编写爱国公约、增产节约计划、总结。采访矿工顽强拼搏、奋战煤矿、超产创新的先进事迹，出黑板报，向矿广播站投稿，广泛宣传。那时，我的班后假日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到这里面，从而，经常受到工区领导的表扬。
当时，贾汪矿工报，徐州工人报（后改为徐州报）、新华日报记者，如成河、锁克勤、胡松龄、顾爱堂等来矿采访时，常到基层向我了解情况，同时给我讲解当前宣传报道的要点，提示可写的内容，教我写作方法。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，1952年11月11日徐州工人报第一次发表了我写的《贾汪煤矿杨茂立小组安全工作做的好，在困难情况下两年来未出事故》的报道；1953年1月，新华日报刊登了我写的批评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文章《韩桥煤矿爱国三队没有完成生产计划的原因》，受到矿领导的重视，加以改进。从此延续多年，我坚持向各级党报写稿，反映基层新人新事新情况，多次被评为先进通讯员。
四、参加业校学习
解放如期，贾汪煤矿矿工队伍中90%为文盲，干部队伍中60%为小学文化 。为提高矿工、干部的文化水平，1951年3月，贾汪煤矿决定在大泉村筹建文化学校，在夏桥井定员的工人中，选出1000余人参加筹建。
在筹建文化学校中，坚持白手起家，勤俭建校的方针，没有机械运输，全靠工人从十几里外的韩桥挑砖运瓦、从东山扛石头、烧石灰，盖房子，垒围墙，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，在大泉村外，东山脚下的荒野里，建起了平房600多间，当作教室和校舍、食堂，砌筑片石围墙800多米。从徐州招来教师20多位，于6月初，挂起了“山东煤矿贾汪工人学校”的校牌（当时贾汪煤矿隶属山东）。又从建校工人中选拔了几人，补充教师队伍。其他参加建校的工人则成了带薪学员，办起了从“扫盲”班开始的文化学校。
除举办正规的脱产的文化学校外，夏桥煤矿、韩桥煤矿、局机关又筹办了不脱产的业余文化学校。为响应党中央关于“向科学文化进军”的号召，1954年，我先后参加了韩桥煤矿、夏桥煤矿的业校学习，分别学习了初中文化和煤矿技术等课程，学习时间均安排在上班前，每周4次。教师有喻光振、崔仲鸣、许思漠等，其中，韩桥煤矿职工业余学校教师许思漠因教学成绩突出，于1956年8月，赴京参加了全国煤矿业余教育积极分子代表会议，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，广大工人通过刻苦学习，不仅增长了知识才干，也锻炼成长了一大批基层干部，为以后新建矿井储备了有用人才。
五、调任矿办秘书
随着煤炭生产的不断发展，韩桥煤矿机关科室需要充实人员，重点从基层中挑选既有实践经验，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青年。我因担当井下记录员，熟悉井下生产，又热心宣传报道，有一定的写作能力，从而被组织上选中，调进矿办公室。
从1953年8月起，我先后担任矿办文书、秘书，曾与矿长孙纪山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，我的工作十分繁忙，要及时掌握全矿煤炭生产各项数据，起草月、季、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。又要拟定各项文件上传下达，筹备各种会议，做好会议记录。还要处理来信、接待来访，以及领导交办的各项事务。工作不分白天黑夜，有时连节假日也得加班。彼时，年仅21岁的我成了一名矿上中层干部，精力充沛，上进心强，虽然累了点，但心甘情愿。不计报酬，无私奉献，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。
许多与我一起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工人，由于党组织的大力培养，加之个人不懈努力，有的提拔至矿、局重要领导岗位，如张文敏调进矿团委，张洪鹤调进矿生产调度室，后来任徐矿副局长。更多的夏、韩桥煤矿干部，后来成为新建矿井中的领导骨干。
六、入团入党
建国建矿初期，广大青年投身到祖国的煤炭事业，个个以矿为家，以煤为荣，听党的话，跟党走，奋发向上多贡献，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、主色调。我入矿后，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对党组织各项号召党在前头，对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积极完成，先后被评为矿级劳模、局级先进生产者、防洪功臣、徐州工人报先进通讯员、文化学习积极分子等，各方面都要求进步。1952年11月，由所在单位爱国三队团支部书记张建福、团小组长张本忠介绍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55年6月30日，在矿办公室工作时，由副矿长王井全、秘书徐敏堂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。当时，我年仅20岁，这是我在青年时期锐意进取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标志。
在入党预备期转正之时，1956年6月21日，矿党委书记刘彬亲自找我谈话，对我进行党的宗旨使命、党员标准的教育。并当面指示我的缺点与不足，勉励我要加强党的知识和业务学习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，增强工作本领，不能常坐在办公室，要多深入基层，多总结典型材料、以推动全矿工作。这次谈话、让我印象深刻，为我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。
七、下放锻炼
1957年，贾汪矿务局号召机关干部下放锻炼，我积极响应，报名参加。我的女友刘玉兰在动员大会上作了表态支持发言。在集中学习煤矿保安规程、规章制度后，我与局选运处副处长张茂荣、矿宣传科彭爱民等10人被分配到韩桥煤矿修备工区。12月2日，该区支部书记王宗长到学习班迎接，工人在工区办公室前列队欢迎，工人代表致欢迎词，并为每位下放人员指认了结对师傅，我的师傅为六级工庄志君。
下井劳动开始，工人师傅对我们关心备至，劝我们不要过分劳累，说“时间长了，你们撑不了”尤其是关心我们的安全，如参加拉马达时，担心一拉一放压着脚，让我在绳子后边拉；打水沟时，为防止伤手，对如何撑钎子、如何打锤，反复交待正确方法等等。从而确保我们的人身安全和工作顺利。
在下放劳动中，我按照矿领导和报社记者的嘱咐：“三不忘”，即不忘向领导反映情况，不忘写稿，不忘帮助工区工作。于是，我向矿领导反映了工区有时存在窝工现象，我以《饭碗》为题，在徐州报上发表了小评论的文章，引起了矿和工区的重视，对工人管理加以改进。我还兼任工区团支部书记，在工前、工后会上，以快板的形式宣传安全生产和好人好事。大部分下放干部表现很好，工区干部评论说：“真没说的，和干人干的差不多！”
一个月的下放劳动，让我收获很大、进一步加强了与基层的联系，加深了对矿工的感情，为今后做好机关工作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。
八、经历整风运动
1957年起，全国开展了整风运动，1958年1月20日，中共徐州市委召开一届二次党代会，贯彻中央三中全会和省党代会精神，部署整风运动，号召与会代表大鸣大放。
我作为贾汪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，参加小组活动，负责小组会议记录，向大会秘书处汇报情况，编写会议简报等。在鸣放阶段，市委书记陶友亮要求代表消除顾忌，畅所欲言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坚决地放、彻底地放。贾汪煤矿的代表劲头十足，认真座谈，专题讨论，贴出了内容充实、标题醒目的大字报。文化不高的鲍长君、鲍长治、包兴隆代表也不示弱，写出了大字报，对市委、市级机关及有关部门提出不少批评意见。经过20天的鸣放，共贴出大字报3715张，大会认为基本“鸣足放透”，然后，转为辩论、分清是非和整改阶段。
市党代会后，煤矿基层单位贯彻了会议精神，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。运动结合“反铺张浪费、反右倾保守”，采取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的形式“引蛇出洞”，再归纳群众意见、制定整改措施的同时，初步确定有“右派”言论的对象，召开大会、小会，发动群众对重点对象展开“说理斗争”。最终，贾汪矿务局划定“右派分子”106名，他们分别被撤职、遣送农村，或下放井下劳动。整风运动不仅毁掉了这批干部、知识分子的一生，而且殃及了他们的家人。1978年后，根据中央指示，本着“实事求是，有错必纠”的原则，经一一复查，全部作了改正，对其工作、生活待遇，根据政策作了妥善处理。
后来，徐矿煤炭生产逐渐向东、西部扩展。1958年8月1日，我从韩桥煤矿调动大黄山煤矿党办工作。从此，开始了我的人生新的征程。
【作者简介】 解民溥，1935年生，1951年在贾汪韩桥煤矿井下工作，1953年任韩桥煤矿办公室秘书，1958年任大黄山煤矿办公室秘书，1965年调任贾汪“煤干校”办公室秘书、主任，1987年兼任校志办公室主任。中共党员，1995年退休。